关于道家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日期:2009-11-7 22:31:35| 作者:孙景坛 | 来源 : | 阅读: 3446次

  道家是中国古代重要学派,道家研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理论界对道家研究非常重视,出版了不少专著和相当数量的论文,但有几个关键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对此,笔者想在这里做一新的探索,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道家的思想核心是“道”吗?

  任何一个学派都有一个思想核心。传统至今,理论界认为道家的思想核心就是“道”。如许抗生先生说:“以道为世界的最后本原,故称之为道家。”(1)这种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

  第一,道作为一个最高哲学范畴,不是道家首先提出来的。理论界公认的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其人虽然扑朔迷离,但按司马迁记载的最早的说法为西周守藏史棗老聃,该人略早于孔子。可是,在他之前,道已被由“道路”引伸为规律、法则及最高哲学范畴。如《左传》僖十五年说:“古者大事,必乘其产,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而服其道”;十九年说:“卫人伐邢,……今邢方无道”;文元年说:“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授,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六年说:“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十五年说:“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日有食之,天子不举,……古之道也”;“礼以顺天,天之道也”等。这些说法,都比老子其人传说的年代早,而且还出现了“天道”一词。

  第二,道作为一个最高哲学范畴,在先秦不是道家所独有,而是几乎所有学派的共同哲学思想。如《论语·季氏》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自诸侯出”等;《墨子·尚贤下》说:“为贤之道将奈何?……有道者劝以教人”;“上欲中圣王之道”等;《荀子·非相》说:“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以道观尽,古今一度也”等;《申子》说:“天道无私,是以恒正”;“地道不作,是以常静”等;《慎子·佚文》说:“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等;《孟子·离娄上》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等;《韩非子·解老》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等,等等。

  第三,道家不是先秦是对道哲学作深入探讨的唯一学派。既然道哲学是先秦所有学派的共同哲学思想,那么发展道哲学就也就不仅仅是道家的专利。在先秦,韩非对道哲学的研究甚至比道家还深,如“以道为世界的最后本原”、“无为而无不为”等,韩非在《主道》中曾做过精辟的阐发:“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老子》对这些都没有说得这么透。

  由此可见,不能用道哲学来标识道家,若用道哲学标识道家,无法将道家与其他学派相区别。因为在道哲学问题上,道家与其他学派之间只有量的差别,无质的不同。

  道家与其他学派的根本区别究竟在哪里呢?笔者早在拙作《百家争鸣新论》(2)中曾指出:道家与其他学派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思想。先秦百家争鸣,是在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的解体和社会应向何处去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百家争鸣的核心就是各家对政治问题看法。百家争鸣之百家的根本区别,也主要在政治上,即政治指导思想的不同。如孔、孟主张“仁政”,墨子主张“贵义”,《孝经》主张“孝治”,慎子主张“法治”,荀子主张“隆礼”,申子主张“术治”,韩非主张“义政”等。因此,划分道家也必须从其政治思想着眼,而不应从哲学着眼。

  传统至今,理论界把“道”作为道家的思想核心,是古代思想史研究的一大误区。在先秦,第一个对道家进行研究和评价的是《庄子·天下篇》。但是,《天下篇》并未使用道家这个词,其研究对象只是据说为道家之创始人的老聃.《天下篇》说他“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这里,一点都未涉及老聃的政治思想,谈的只是哲学,开创了主要从哲学上研究道家的先例。汉初,第一个给出道家一词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亦主要从哲学上研究道家。是后,刘歆的《七略》、班固的《汉志》均袭司马谈,今人的道家研究又袭刘、班,于是此说遂成定论。然而,这是错误的。

  二、道家的思想核心是“德”

  道家的政治思想是什么?也就是说,道家作为先秦的一个学派,其独特的学术思想即不同于百家争鸣的其他家的思想是什么?任何一个人,只要翻开《老子》随便读上几段,都不难发现:《老子》的政治思想是德。而且,德也是《老子》中最重要的范畴。

  《老子》最初又名《德道经》,书中的内容顺序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与后世的《老子》是不同的。后世的《老子》,如王弼本、傅奕本,河上公本等,均名《道德经》,其文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此系后人棗可能主要是被道教篡改所致。在先秦,韩非是第一个对《老子》做过系统研究和阐发的人,他在《解老》和《喻老》中所述的《老子》,其内容的排列顺序便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韩非所见的《老子》应是古本。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老子》帛书甲、乙本,该墓主是西汉初人,死于文帝12年,该帛书《老子》亦应是古本。帛书《老子》甲、乙本亦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韩非在《解老》和《喻老》中所述的《老子》相同。这说明古本《老子》是《德道经》,而非《道德经》。《德道经》与《道德经》虽只一字颠倒,但这充分说明《老子》最重视的范畴是德,不是道。《德道经》被篡改成《道德经》,既反映了自《天下篇》以来对《老子》的误读棗抬高了“道”在《老子》中的地位,使“德”的主导性逐渐丧失;也反映了这种误读造成的危害棗经典被歪曲,思想真原被抛弃。

  事实上,在《老子》中,道只是其哲学思想,德才是其政治思想,道只是德的理论基础,道是为德服务的,德比道地位更重要。如《德经》第十四章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十七章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第二十二章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为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这里,虽然德生于道,但治国的根本还在于德,要想“有国”、“子孙以祭祀不辍”,必须要“修德”、“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而且,“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即德是道的落脚点和归宿。

  汉初,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老子》的学说虽用了道家一词,并主要在哲学上对其进行了阐发,但他的道家一词是由“道德家”转化而来的,他最先使用的范畴是“道德家”,而不是道家。如《论六家要旨》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这里尽管他仍将“道”置于“德”之上,但他还未完全忘记,《老子》政治思想是“德”。

  由此可见,道家的政治思想亦即思想核心应是“德”。

  过去,理论界有人根据《论语·为政》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等论述,认为“德”是孔子的思想核心。对此,笔者在拙作《仁是孔子思想核心新证》(3)中有过明确的辨析,并指出:孔子确曾坚持过“德政”,但他对“德政”理论无任何新贡献,他自己创立的学说是“仁政”,我们只能认为他思想核心是“仁”,而不能认为是“德”。所以,德是道家的思想核心。

  三、如何正确理解道家的“德”?

  既然德是道家的思想核心,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道家的德呢?应当说,自《老子》之后,道家的经典也较多,各家对德的具体认识也有许多不同,这里只想就《老子》道家谈点儿带宏观性的问题。

  必须指出,德作为一种治国思想即政治思想,不是道家的首创。据文献记载,夏、商、周都曾倡导过“德政”,如《尚书·汤誓》说:“……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罚。”就是说,夏失“德”,汤才征伐夏的;《左传》成二年说:夏禹、商汤、周文武,“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认为夏、商、周都实行过德政;《左传》定四年,在追述周初大分封时说:“周公选建明德,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尚书·召诰》载,周公在总结夏、殷灭亡的教训时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之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此二国命,嗣若功”;并告诫成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康浩》也说:“文王克明德慎罚……用肇造我臣夏”;《金文·班簋》还提出要“敬德”等。当然,此时的德政是奴隶制的思想上层建筑。

  西周后期,随着“厉始革典”即周厉王的改革,周和当时最发达的诸侯国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政在家门的混乱局面下,都相继进入了封建领主制社会,作为西周奴隶制的思想上层建筑棗“德”,也为“礼”所取代。(4)但是,“德”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并未跟奴隶制一起被陈列到博物馆,而是被彻底改造,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思想,即封建领主制的政治思想。《左传》桓二年载,臧哀伯《谏纳宋郜鼎于太庙》中,就对这一新“德政”做了重要探索:“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革咅,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老子》的德亦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

  《老子》对德的改造,可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把道哲学作为德政的思想基础。西周的德政强调“敬天保德”,即把德与天紧密联在一起,而道家的德则摒弃了天,以道哲学作为其思想基础。如前引《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尊道贵德”就是这一新德政的根本特点。也就是说,划分道家的标准应有两点:一是德,二是道,二者缺一不可。道家的科学称谓应是“德道家”,“道家”棗现名、“德家”棗笔者对其曾用名、或“道德家”

  棗司马谈对其曾用名,均不确。笔者在拙作《百家争鸣新论》中将其称作“德家”时曾有说明,并指出其科学称谓应是“德道家”。现在,我们不管对“道家”如何称谓,必须清楚的是:“道家”的内涵不仅仅是道,而是德和道,德比道更重要。

  第二,把德改造成了封建领主的思想上层建筑。道家经典《老子》,一方面主张“轻徭薄赋”,说:“人之饥也,以其取食税之多也,是以饥”;另一方面又主张政体上的分封制:国家“立天子,置三卿”,地方封“邦、国”,“邦、国”下设“家、乡”等,总的理想体制是“小国寡民”。我们知道,“税亩制”与“分封制”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道家坚持这两点,说明其学术性质是封建的。

  第三,阐明了作为政治思想的德与作为伦理思想的德之间的关系。道家经典《老子》认为:德政应以伦理道德的德为基础,同时,德政也是对伦理道德的德的理论升华。前引《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以早服,早服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蒂,长生欠视之道也。”又说:“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博。以身观身,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过去,在讲“德”的时候,有人过份地强调伦理道德之“德”,对作为政治思想的“德”有所忽视。对此,《老子》在《德经》开首即批评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可是,传统至今,理论界对这两句话都做了望文生义的理解,如郑抗生先生译道:“上德的人并不求为‘德’,所以实有‘德’。下‘德’的人总表明自己没有离失‘德’,所以实无‘德’。”(5)其实,《老子》这里的“德”不是在伦理道德中打转,“上德”、“下德”也不是指人,而是指高层次的“德”与低一层次的“德”,高层次的“德”是“德政”,低一层次的“德”是伦理道德。这两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作为政治思想的“德”,是“德”的最高形式,由于它不拘泥和不营营于伦理道德的“德”之中,所以才成为“德政”;作为伦理道德之“德”,是德的低一层次,由于它完全沉溺于伦理道德的“德”之中,表面上好像一直在坚持德,然而却丢掉了“德政”。这就提醒人们:“德政”与伦理道德之“德”不是一回事,道家讲的德是具有核心统帅作用的“德政”,而不是泛泛的伦理道德之“德”。

  四、《黄帝四经》非道家经典

  传统至今,理论界公认的道家经典,如许抗生先生所说:“除《老子》、《庄子》之外,还有《管子》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诸篇,汉初的《淮南子》,晋人的《列子》以及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经法》、《道原》、《称》、《十六(大)经》等。”(6)其中《经法》、《道原》、《称》、《十大经》等又合称《黄帝四经》。他们认为:道家学派内部分两支,一支是“老学”,另一支是“黄学”。《黄帝四经》就是黄学的主要经典。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认为黄学本质上非道家。

  第一,仅以道为根据不能认定《黄帝四经》为道家。过去,理论界将《黄帝四经》定为道家经典,主要根据是道哲学,即《黄帝四经》的哲学思想均为“道”。如,汉人当初就是这样做的,今天许抗生、陈鼓应、余光明等先生亦是这样做的。如前所述,将道家的思想核心定为“道”是不对的,仅以哲学思想来划分百家或道家也是不对的。

  第二,《黄帝四经》的政治思想均非“德”。早在1973年,《黄帝四经》刚出土之际,理论界还未弄清楚其究竟为什么著作,一些学者如康立、卫今、高亨、董治安、程武、汤新、唐兰等就曾纷纷发表文章,认为其政治思想属法家。如:197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黄帝四经》,名字就以《经法》来命名;康立、卫今在《法家路线和黄老思想棗读帛书〈经法〉》中明确指出:“《经法》主张实行法治,这显然是法家的观点”;“在《经法》这部书中,道表法里的倾向比较明显,它基本上是法家的作品”;(7)唐兰也说:“古佚书四篇是法家重要著作”;“《黄帝四经》汉代人虽称为道家,实际上是法家”。(8)其他学者亦都这样认为。应当肯定,这些看法是有道理的。许抗生、余光明等先生在证明《黄帝四经》为道家时,都回避了德这一关键问题。如许先生说:“黄老学是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从老子学说中分化出来的一个道家学派”;“在政治上继承了道家的无为政治,同时又吸取了儒家的礼义仁爱的思想、名家的形名思想、法家的法治思想等。”(9)从他闭口不谈《黄帝四经》的政治思想是否为德,这一根本问题来看,德在《黄帝四经》中无疑不占主导地位。我们知道:道家的思想核心即其政治思想是德,划分道家的主要根据是“德道”。《黄帝四经》只具备其中的一个条件棗道,而且是辅助条件,不是根本条件,因此把《黄帝四经》当做道家经典不科学。

  第三,将《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合称为《黄帝四经》本身亦不科学。应当指出,“黄帝书”的出现,始于战国晚期,主要特点是假借黄帝之名来阐发某种学术思想。因此,只有以“黄帝”为主体展开的著作,才可称为“黄帝书”。可是,《黄帝四经》只有《十大经》有“黄帝”之名,其他三经均无。怎么能将其合称为《黄帝四经》呢?另外,对“黄帝书”的思想性质也要具体分析,不能随便将其定位什么家。如《黄帝四经》,康立等先生认为属法家著作,虽比道家说有一定道理,但也不确。《黄帝四经》中《道原》,通篇未涉及政治思想,只谈道哲学,该文可以说是秦汉一篇唯一的哲学专论,不能说它属于哪一家,将其列入哪一家都很牵强。所以,无论说它属于道家经典,还是法家经典,都不对。而且,笔者早曾在拙作《韩非非法家论》(10)、《百家争鸣新论》等文中指出:传统至今,理论界说的法家事实上包含了三个学派:法家、术家、义理学说。《黄帝四经》中的《经法》,一上来就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夫能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11)这是法家的开场白,可断其为法家经典。但《十大经》和《称》的政治思想又与《经法》迥异。《十大经》多次提到“义”,认为“反义逆时,其刑视之(蚩)尤;反义倍宗,其法死亡以穷”(12);兵征应为“义”,“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所谓义也。义者,众之所死也。”(13)治国亦如此,“圣人举事也,合于天地,顺于民,祥于鬼神,使民同利,万夫赖之,所谓义也。身载于前,主上用之,长利国家社稷,世利万夫百姓。”(14)《称》也说:“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阳,小国阴;重国阳,轻国阴;有事阳而无事阴;伸者阳,屈者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娶妇生子阳,有丧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客阳,主人阴;师阳役阴;言阳默阴;予阳受阴。诸阳者法天,天贵正,过正曰诡,……祭乃反。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此地之度而雌之节也。”(15)因此,严格说来,《十大经》与《称》应属笔者在拙作《韩非非法家论》中所讲的义政学说。

  由此可见,在今天理论界公认的道家经典中,《黄帝四经》不属道家,真正的道家应为《老子》、《庄子》等;既使在属于道家经典的《庄子》、《淮南子》、《管子》四篇和《列子》中,也应严格区分哪些文献是道家,哪些是道教,哪些是仙道,哪些是养生学,这些也不能与道家混同。

  正确解决道家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它可以使我们真正弄清什么是道家以及如何划分道家。道哲学不是划分道家的唯一根据,只有德和道统一起来才是划分道家的主要根据。道家在本质上是德道家,德是其核心思想即政治思想,道是其哲学基础,离开了德道来谈道家这是不对的。

  第二,它可以使我们对道家经典有一个较明确的认识。传统至今,理论界流行的道家经典,只有《老子》最纯正,研究道家应以《老子》为蓝本;《庄子》、《列子》等中均杂有非道家因素,如仙道、道教等;而以《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黄学”本质上不属于道家,乃法、术、义政学说的杂合,应从道家经典中剃除。

  第三,它可以使我们加深对百家的认识和有利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先秦百家争鸣的百家与道家一样,主要都是政治学说,研究百家必须要从政治上着眼,传统百家的划分不科学。我们只有从政治上反思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弄清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从而把握其真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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