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问题本身:问题、方法与效用
日期:2010-2-6 21:55:04| 作者:邓曦泽 | 来源 : | 阅读: 2324次

  一、生存活动的基本结构

  人的生存活动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离开了事情,根本就没有人。任何事情都是问题,任何问题也是事情。人们在做事情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询问并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为什么(做)和如何(做)?“为什么”有两个维度:一是因为什么,二是为了什么。“因为什么”询问的是原因,“为了什么”询问的是目的。“为什么”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的一体化:“因为什么而为了什么”,也就是因为问题而展开的行动(事情)的旨归所在。明白了“为什么做”,下一步就是“如何做”,就是寻找方法解决问题。

  但并非所有方法都能解决问题。针对方法,行为者还得询问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方法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的,因此,方法的效用问题就产生了(“效用”就是通常说的“有效性”)。效用问题蕴含在方法的选择(即回答“如何做”)中,而不是独立于方法之外的。

  问题、方法和效用,乃是做一切事情都要思考的。它是一切事情都有的问题结构,即“因为什么而为了什么而如何做”,也可以表述为“问题+方法+效用”的结构。这个结构是生存活动的基本结构,也就是元结构。“问题+方法+效用”首先是生存结构,当人意识到这个结构之后,还可以将之从生存活动中提取出来,明确表述为一种理论,作为指导自己行为的方法论。在这个结构中,最重要的是方法的效用问题。关注效用不是通常说的急功近利的态度,而是非常冷静的态度和清醒的思维。效用是方法对于解决问题、实现预期目的的有效性。无论是理论问题还是实践问题,无论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还是文化问题,无论对于什么问题,只要是问题,就一定要面对方法的效用问题,找不出反例。就算是通常说的最远离日常生活的玄虚的纯粹的理论,它也一定要面对一个问题,希望达到一个目的,然后采取一定的方法解决问题,最后再考察方法的效用。例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要解决“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个理论问题,他同样必须考虑他采取的方法究竟能否有效解决问题。

  效用问题本是常识,但是,在人们常常遗忘这个常识的情况下,有必要予以讨论。而这个问题早已为思想者所关注,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就作了专门讨论。他以《周易·系辞》作指导思想,以“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评论六家,给我巨大的方法论启示。[1]

  二、解读《论六家要旨》

  《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这是司马谈理解六家的基本方法,也是对六家思想(以及诸子百家思想)的最精炼的概括(第一层评价)。并且,司马谈的这个评论表达了双重的方法论(思想),既是对六家的方法论的评价,也是评价六家的方法论的思路。

  司马谈在评价六家之前,引用了《周易·系辞》的一句话(顺序作了改变)。《系辞》之言本是孔子对《周易·咸》的九四爻辞“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的阐发,可以理解该言的角度非常多,历来的注家主要强调万端变化,终归于一。而司马谈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理解该言的,将之作为评价六家的指导思想,并作为对六家要旨的最高概括。

  “一致而百虑”,如何理解“一”是关键。在司马谈的引用中,“一”是指目的,而且是共同目的,即下文所说的“为治”。“虑”乃考虑,即策略、思路或方法(这里主要使用方法这一概念)。“一致”是致一,或至一,就是达到共同目的。“百虑”是指众多方法。“而”在此表达的是一种关系,即:为了一致而百虑;或:为了达到共同目的而采取众多方法。“同归而殊途”与“一致而百虑”完全同构,每一个词都能够相互对应,去掉其中的任一分句,对孔子表达的意思和司马谈对六家的评论毫无影响。

  达到一个目的可以采取多个方法,“一致而百虑”可以表述任何目的与方法的关系,是目的与方法的关系的普遍结构。这个结构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采取了一个或多个方法。

  司马谈接下来对六家的总括性评论,可以证明上文对“一致而百虑”的理解不仅符合司马谈的理解,也证明该言是他的指导思想。司马谈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为治”是说六家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治国平天下。那么,六家与其共同目的是什么关系呢?乃是实现共同目的之不同方法,而且司马谈特意加上了“直”来强调,认为六家只不过是为实现共同目的而从不同角度立论而已。因此,司马谈论对六家概括性评论完全符合“一致而百虑”这个结构。

  但司马谈对易道的运用并未止于此。是不是每一家的方法都能治国平天下呢?未必。所以,司马谈认为,六家之方法对于实现共同目的“有省不省”之区别。司马谈这个评价切中了方法论中必须考察的重要问题——方法的效用问题。如果方法是无效的,则它对于解决问题、达到目的就毫无帮助。

  六家之法对于治国平天下各有什么效用呢?接下来,司马谈从方法及其效用的角度比较具体地评论了六家之得失: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这是司马谈对六家的第二层评论。由于问题在第一层评论中已经指出了,也没有产生新的问题,所以,司马谈在第二层(以及第三层)评论中就省去了问题,直接评论方法与效用。除了道家以外,司马谈对其余五家均先抑后扬,认为五家虽然都有不足,但各有一些独特效用,所以不能一概予以摈弃。大致可以说,司马谈对六家的态度是尊崇道家,兼采五家。司马谈对六家究竟持什么态度对于本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完全是从方法及其效用入手的。此以他对儒、墨、道的评论为例。

  “博而寡要”是儒家的方法,其导致的效用是“劳而少功”,因此是无效的或低效的(“其事难尽从”)。但儒家也有其正面效用,“序君臣父子”是方法,达到的效用就是使君臣父子之间有礼有节。“列夫妇长幼之别”与“序君臣父子之礼”完全同构,此二言均融合方法和效用在一体。正因为儒家积极建立天下的礼制,有利于治国平天下,这是它区别于其余诸家的独特优势,所以儒家的这一优点“不可易”,应该加以采纳利用。在此段后面,司马谈再次论及儒家。儒家主张采取“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之法,这是其不同于道家之处。如果按照儒家之法(“如此”),效用是“主劳而臣逸”,这肯定是不利于治国平天下这一目的的。接下来,司马谈正面表述了“大道之要”,再从反面给出理论根据:“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根据这个理论,司马谈更强有力地证明了儒家提供的策略在短期看是低效的(“主劳而臣逸”),就长期看则是无效的(“非所闻也”)。无论抑扬,司马谈对儒家(以及对其余诸家)均是从“方法+效用”的思路来考察并做出相应评价的,并落实到效用。再看司马谈对墨家和道家的评论。

  墨家“俭而难遵”,“俭”是墨家提供的方法。从司马谈的评价看,“俭”本身并非不好,但是把“俭”作为普遍规则则太苛刻太高标,一般人难以遵守,所以说“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是对“难遵”的强调。但是,财货有限而欲望无穷,一定程度的节约是应该的,所以,兼采墨家之法,有利于“强本节用”,有利于治国平天下。须注意,“遍循”是对普遍效用的一种表达。诸子百家提出的策略都不仅仅想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而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天下大乱,实现天下大治。这个目的固然很好,但各自提供的方法未必有效。

  司马谈对道家则充满了赞赏,“道家使人精神专一……立俗施事”,可以看作道家的方法;“无所不宜”,是说道家之法能够普遍适用;“指约而易操”,是说道家之法简单明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事少而功多”,是说按照道家之法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用。司马谈对道家的评论的思路更细致。(1)先指出道家的方法。(2)然后指出道家方法的适用性是无所不宜的。如果适用性较小,则只可以齐家治乡治县,而不可以治国平天下。(3)再指出道家方法的操作性。如果没有操作性,则该方法无效。适用性和操作性本来是紧密相关的,某种方法适用于某个范围就意味着在这个范围内是具有操作性的,而司马谈把二者区分开来,说明他对方法的效用的考察已经非常细致。(4)最后指出效用。司马谈对道家之法的效用的论证,思路更细致,逻辑更严密,在辩论中也就更能说服对方。因此,在司马谈看来,以道家莅临天下,匡时济世,不亦宜乎?

  第二层评论后,司马谈对六家作了更具体的第三层评论。此以他对儒家的评论为例,说明在第三层评论中,司马谈仍然贯彻了“方法+效用”的思路。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儒者以六艺为法”这是儒家的方法,此法好不好呢?似乎不能断然地说不好,但此法太繁琐。在辩论中,对方只要承认儒家之法的确繁琐,司马谈就证明了他对儒家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评价是有根据的。因此,司马谈不仅从“方法+效用”上论证了儒家的得失,同时非常注意自己的论证方法及其效用。

  回过头来审视,可以非常清楚地清理出《论六家要旨》的结构和逻辑。其结构是:以《系辞》为指导思想,分三个层次对六家进行了由简到繁、由略到详、由浅到深的评论。其逻辑是:每一层评论都是在“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下展开,并且可以清理出三层评论中每一个具体评论都遵循了“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而司马谈在每一层评论中对每一家的评论的结构都非常清晰与规整,顺序也没有丝毫错乱。

  三、“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

  有一个问题还没有澄清。本来要说“问题、方法与效用”,但在解读《论六家要旨》时,我一直讨论的是“目的、方法与效用”,此间有何差异?

  其实,以目的代替问题未尝不可,实现目的就是解决问题。在逻辑上,问题作为“因为什么”与目的作为“为了什么”也是相互贯通的,二者都可以蕴含在旨归(“为什么”)中。从任何一个目的都可以回溯出它的问题,从任何一个问题也可以展开它的目的。不过,因为问题在当下,人的行动总是当下发生而面对问题的,目的却指向未来,是一种预期。根据问题来确定目的在时间上是顺向的,而根据目的来回溯问题却是逆向的。所以,“问题、方法与效用”比“目的、方法与效用”更能切中事情本身,本文更倾向于使用前者。

  在《论六家要旨》中,无论就问题还是就目的看,诸子百家无疑都是一样的,接下来需要回答的是“如何做”的问题。开出药方非常容易,药方能否治病或具有多大功效则是另一回事。诸子百家都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但大多数药方都只有非常有限的功效。然而,诸子百家都认为自己的方法具有普遍效用,自以为是,此诚如《庄子·天下》所言:“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若诸子百家自以为是,就非常容易陷入“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的混乱状况,却无济于问题的解决。

  要解决是非莫辨的问题就必须确立判断是非的有效标准。也许可以从许多方向来判断理论之优劣,如问题、目的、方法、方法之效用、包装理论的文采等,那么,标准的确立又需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哪个方向入手去寻找标准?答曰:关键是考察方法的效用。效用问题是解决问题的诸环节中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效用问题不是一开始就要面对的,而是在问题的指引下一步一步给出的。

  问题1:面对什么问题?(此即:因为什么?)

  有四个附属于问题1的子问题。

  问题1.1:发问者的主体性是什么?[2]或者:发问者为什么要如此发问?

  考察这个问题,可以明白发问者关注什么,不关注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提问。

  问题1.2:使问题成为问题的境遇是什么?此即问题背景。

  问题1.3:问题(以及目的)是否具有公共性?

  公共性是指问题对于他人是否有意义。考察问题的公共性,可以知道问题是否能够引起人们的争论,可以知道问题是否切中了人们关注的问题,并进一步考察问题是不是真问题。不过,这不是说只有具有公共性的问题才是真问题,才是好问题。问题的真假好坏与其公共性程度没有必然关系,有些问题只是在极小范围内被他人理解,甚至仅仅是发问者独自思考的问题,却可能是非常好的真问题。

  在《论六家要旨》中,问题具有公共性,而且是真问题。如果问题没有公共性,诸子百家根本争鸣不起来。相应地,诸子百家也就具有共同目的。一旦确立了问题和目的的公共性,二者在争论中就成为自明的前提。

  问题1.4:问题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

  任何行为都必须首先明确问题,如果问题尚未明确,就首先需要明确问题,因此,有些时候,需要考察问题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例如,当行为者面对一个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方法仍不能达到目标,他可能反思问题本身的合理性,尤其是甄别真问题与假问题。当行为者考察问题本身的合理性时,就产生了问题的分阶。问题可以分为一阶问题与二阶问题。一阶问题就是行为者最初直接试图解决的问题,它不能以问题为对象。例如,“如何从内圣开出新外王”,这就是一个一阶问题。二阶问题乃是对一阶问题本身的发问,是关于问题的问题,或考察问题的问题。二阶问题必须依赖于一阶问题,即在提出二阶问题之前,已经提出了一阶问题,而二阶问题就以一阶问题为对象。但是,一阶问题却不依赖于二阶问题。例如,“‘如何从内圣开出新外王’这个问题本身是否合理”,“‘如何从内圣开出新外王’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就是二阶问题。

  二阶问题可以用来明确一阶问题的合理性(但其功能不限于此)。通过对二阶问题的解决,可以修正一阶问题。如果先前的一阶问题被修正,提出了新的一阶问题,那么,新的一阶问题就被设定,成为新的不变量,进入“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同时,二阶问题与一阶问题一样,都要运用“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一旦提出了二阶问题,问题就已经设定,就是不变量,需要考察的同样只是方法及其效用(详见下文)。所以,无论解决什么问题,都要运用“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这是对这个方法论的普遍性的强化论证。

  问题1.5:目前的处境是什么?

  以上几个子问题在发问者那里或在争论各方之间,有时可以作为自明的东西予以隐去,并非一定要进行专门考察。

  问题2:将要实现什么目的?(此即:为了什么?)

  问题3:如何解决问题(或如何实现目的)?(此即:如何做?)

  诸子百家争鸣的焦点乃在于问题3,于是,各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但这些方法是否都有效呢?

  问题4:可能方法的可能效用如何?

  这时候,方法的效用问题才作为问题正式提出。本来,效用问题蕴含在问题3之中,当思考如何解决问题时就不仅需要提出各种各样的备选方法,更需要考察方法之效用,因为效用是判断备选方法之优劣的唯一标准,如果缺乏对效用的考察,各种备选方法都会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从而陷入无休无止的自夸和攻诘。更重要的是,方法的效用直接影响问题的解决,解决问题最终只能而且一定归结为某些方法。而在选择具体方法之前,无论行为者如何判断具体方法的效用、判断是否准确、方法的选择是否得当,他都需要考察方法的效用,都要对其效用作出预期。只有判断了各种方法的效用,行为者才能对方法进行选择。因此,方法的效用问题是最重要的,应该专门考察。[3]

  附属于问题4的子问题有:

  问题4.1:有多少可能备选方法可能解决问题?

  如《论六家要旨》中的六家。

  问题4.2:各种方法的可能效用如何?

  如《论六家要旨》对各家的效用分别作了考察。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察的具体问题有:哪些有效、无效、低效或高效?哪些只可用于一时一地?哪些可以普遍施行?由此而产生方法的选择问题。

  结论:行动——选择可能最有效的方法或各种有效方法之配合,付诸实施,解决问题,并检验实际采取的方法的实际效用。

  因此,一个问题的解决不过五个小环节:(1)发现问题并确立目的;(2)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法;(3)考察方法的可能效用,并确定方法;(4)付诸实施;(5)检验效用。

  从这五个环节中可以看出,“方法+效用”被运用了两次。第一次是在第二与第三环节中,行为者是在可能状态下考察方法与效用,这种考察是预测或估计。在这个两个环节中,行为者是考察他设计的方法及其效用,这些方法还未付诸实施,因此其效用也只是可能的。第二次是在第四与第五环节中,行为者是在现实状态下考察方法与效用,这种考察是检验。由于方法总是蕴含其效用,有可能的方法就有可能效用,有实际实施的方法就有实际效用,所以,第二、第三环节可以合并,第四、第五环节也可以合并,这五个环节就合并为三个环节:

  (1)发现问题并确立目的;(2)寻找可能方法并考察其可能效用,确定方法;(3)付诸实施,检验效用。

  三环节这个表述更清晰地反映了解决问题的程序,也更简练,所以,我采取三环节这一表述。从日常生活的琐屑之事,到学术研究、治国安邦、经天纬地,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具有这三个环节。当确定方法并付诸实施后,如果实际效用等于或近于目的,则实际方法对于实现目的是有效的;如果实际效用远离于或相反于目的,则实际方法是无效的,这就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可以称为元方法。

  或问:你从《论六家要旨》中提取出“问题+方法+效用”这个生存结构,并将之作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对于解决具体的问题究竟有什么帮助呢?

  答曰:可以肯定,“问题+方法+效用”这个思路不能考察在具体问题中出现的具体方法的效用,无法帮助人们选择具体方法解决具体问题,因为判断具体方法的效用很可能是一个非常专门的技术问题,尤其是在分工细密、技术日益发达的社会。但是,“问题+方法+效用”既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基本结构(元结构),也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元方法),在人们遗忘或没有明确表述这个结构与思路的时候,将之作理论化的表述,是有意义的。在方法论的角度,它可以为行为者提供方向性的指示。这个思路提醒人们,精力应该集中在方法及其效用上,而不要在无谓的问题上浪费精力。争论无关紧要的问题不但浪费精力,更重要的是削弱了争论各方的公共平台,扩大了各方差异,从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还告诉人们,在解决特定问题的过程中,一旦确立问题,问题、目的都是常量,不用考察,那么,变量就是方法及其效用。而当给出了特定的备选方法后,唯一的未知变量就是其效用。一旦对特定方法的效用(已经发生的效用或未来的可能效用)作出了判断,就可以回过来判断是否应该选择该种方法。因此,人们的精力应该集中在对方法及其效用的考察,尤其是效用。

  例如,甲、乙、丙三人分别提出了A、B、C三种解决同一问题的方法,但人们有时会耗费精力去猜测别人的用心等。“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提醒各方,不要在甲、乙、丙的其他方面耗费精力,要集中考察A、B、C三种方法的效用。至于A、B、C等具体方法的效用究竟如何,如何给出判断标准,则是专门的技术问题,不是这个思路能够解决的。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汉武帝咨询究竟应该尊崇道家还是儒家,甲说尊道,乙说尊儒。汉武帝如何对二人的方法作出判断呢?如果他耗费精力去猜测甲、乙谁出于公心谁出于私心,精力就转移到用心上,而用心是难以考察甚至不可考察的,那么,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出于公心的方法未必有效,出于私心的方法未必无效。所以,汉武帝完全可以不管甲、乙究竟是何用心,只管谁的方法有效。

  再如,在争论中,如果甲方从方法的效用来批评乙方,就可以对乙方作出一种无立场的批评。因为甲方承认乙方的问题、目的,那么,双方的立场就是一致的。既然立场一致,就不会在立场上批评对方,即不会以A立场批判B立场,那就达到了无立场(实乃公共立场)的争论。这样,争论的重心就落实在效用问题上,使双方的争论达到最大限度的公共性,从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如果解决一个问题有多种有效方法,如何选择呢?——择善而从、和而不同。也就是说,选择最有效的方法或方法的配合,各种方法尽量做到兼容互补,和而不同。若两种方法相互矛盾(即独自使用可能有效,合起来使用反而无效),则必须有所放弃,而放弃的标准仍然是效用(善是就效用而言)。[4]

  择善而从、和而不同,这个思路似乎很空洞,并不具有实际的操作性,但古人早有思考。“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记·乐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也表达了兼采各家之长的思路。

  在面对纷争时,“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有助于消除一些不必要的立场或意气,撇开许多无关紧要的问题,更加清醒冷静,有的放矢,切中要害。此举例略加说明。

  例一,五四前后以来的西化派、保守派、马列派,在目标上都是为了民族复兴(不考虑别有用心的情况),诸派貌似复杂的分歧其实都是在“如何实现民族复兴”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并进一步在“采取什么有效方法实现民族复兴”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在“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下考察,三派的争论与诸子百家的争论完全是同种形式(同构)的争论。但三派似乎都没有足够冷静地分析各派的方法之效用,没有考察各派的方法是否可以兼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兼容,而是比诸子百家更加自以为是,以为自己的方法是万能的,从而以自己的方法排斥其他各派的方法,惟我独尊,党同伐异。“只有X才能救中国”,“只有Y才能实现民族复兴”之类的话语就是惟我独尊的反映。就对待科学和民主的态度而言,三派都是拥护的,但西化派并没有很好地考察:是不是一定要以反传统文化作为引进科学与民主的前提?以反传统文化为前提是不是引进科学与民主的有效方法和最佳方法?其实,根本不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革命。

  例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评价固然不错,但很含糊。“领导者错误发动”这个“错误”是对什么的评价?是领导者的目的、方法,还是其行为之效果?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就错了,我不敢苟同。这岂非说毛泽东本身就想祸国殃民?这个错误的真正所指,乃是方法错误。也就是说,继续采取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并不能有效推进民族复兴。当这样看问题时,也许可以撇开许多含混,减少不必要的分歧,明白真问题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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