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与人性的净化
日期:2010-4-19 19:33:59| 作者:聂瑞国 | 来源 : | 阅读: 2829次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阳明学派的四句教法,也是王学的宗旨,它指出人心之本体是无善无恶的良知。人们或许要问,既然良知是心之本体,当然应该是善良的,为什么阳明却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呢?良知是否有善恶呢?其实阳明这里所说的无善无恶并不是告子那一类的性无善恶,而是说心之本体是超越人们行为善恶的纯善,也就是说良知是超越善恶的纯善,只有超越一般善恶观念的纯善才能分辨一般观念的善恶,所以说知善知恶的是良知。提到告子的性善论,我们不得不提一个概念,那就是人性。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在哲学史上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有告子所谓的性无善无恶说,有孟子的性善论,还有荀子的性恶论。我们既然要谈的是良知与人性的净化,当然要搞清楚这人性了。性善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思想。儒家认为,人性不但本来是善的,而且是向善的。也就是说,人性总是会向善的方向发展。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向善,就像水向下流一样,是不变的规律。关键是要有人来引导。所以,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感化教育”,也就是所谓的德育教育,强调的是“礼”制。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就是说光靠政令与刑法来约束民众,那么即使大众不敢违法乱纪,也会虚应故事,没有真正地建立廉耻之心。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只有这样教育出来的人民才是真正善良的人民,阳明的良知论就是要人发现本心,驱恶向善。人的意念是有善有恶的,但是按照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在一念发动处运用良知就可以把私欲克倒了,这样落实到行为上就是致吾心之天理良知于事事物物,即是格物,正所谓“为善去恶是格物”。由此可知,人心的核心在于一个良知,人人皆有一个良知,而这良知如何去实现,则是一个为善去恶的过程了,也可以称为人性净化的过程了。

  一、“致良知”说的提出与最初人性论的联系

  “良知”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陆王心学就是承袭孟子的性善论和良知说而来的,所以阳明“良知”的最早兴起便与人性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孟子认为人的先天就有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善端,由此四端产生仁、义、礼、智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就是一种约束,是对人的心灵的约束,是对意识中产生的恶念的约束,更进一步说应该是对人性的约束。

  孟子提出了三个概念:良心,良知,良能。阳明所谓“良知”正是在这样三层意义上使用的。黄玉顺教授把阳明的先验哲学思想概括成了三句话:1、发动良知;2、发现良心;3、发挥良能。良心是本体,也就是人性,有体就要有用,表现出来就是良能,有一种良能叫良知,这是狭义的良知,这种良知本身就是良能的一个环节。良知通过本质直观发现良心,回到事情本身,这就是孟子所讲“先立乎其大者”——确立本心。[2]孟子是性善论的代表,他的人心之四端说是其依据。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3]孟子认为人心向善,世间的丑恶之事都是人受到诱惑所致,是尘埃蒙蔽了人的心,需要发明本心,用陆九渊的话说就是要“剥落”,“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的一番,即一番清明,后随起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的净尽方是。”这个剥落的过程,就是孟子发明自我的过程,也是人性净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社会上存在很多弊端,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都表现了“蒙蔽”状态,我们是社会主义了,可我们国家的人民呢?我们的思想远没有经济发展的快。我们的经济建设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可是精神文明的建设没有同步进步,就像高中政治课本里的一幅漫画,一个得了小儿麻痹症的人,一腿粗,一腿细,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健康生活,这样的社会又怎么才能繁荣昌盛啊!我不是在危言耸听,还清楚记得98年一件事,北京军区某团战士魏学雷只身勇斗歹徒,而车上43名乘客却无动于衷,被劫者也一声未吭,歹徒逃走后,竟有人对英雄说:“别把血流到我身上!”看到这则消息,我们不应该发问吗:人啊,良知哪里去了?!不难想像,如果不是我们的战士挺身而出,43名乘客的财物无疑将被洗劫一空,然而当这名为了乘客的利益被歹徒围攻的战士发出正义的呼喊时,43名乘客竟无一例外地袖手旁观,尽管“只要每人吐一口唾沫就可将歹徒淹死”。更令人气愤的是,面对身中12刀的战士,一名乘客竟叫嚷不要把血流到他的身上!在失去良知的人面前,正义显得何等可怜!失去良知的社会将是悲哀的社会,将是黑白颠倒、善恶不分的社会。因为失去良知,才有了朔州的假酒案,才有了轰动全国的张金柱交通肇事案,才有了千夫所指的固安交警贾建伟车下拖人致死案,才有了向抗洪军民销售劣质米面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所以,我由衷的说,我们的人性,真的需要净化一下了,阳明哲学并不老,它也不过时,即使是在今天,它对我们来说也还是一件法宝,人性净化的法宝。

  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的的思想宗旨就是与人为善,它的思想人格就是“大人”,也就是所谓君子之境,其核心是仁。孟子又提出了人心之四端说,总体说来,人性就是向善的,这是阳明提出“良知”说的思想基础。阳明早年虽然一度出入于佛老,但他一生都没有放弃儒学,辞章之习、朱子学还有佛老之学都是阳明欲用之实现自己儒学梦想的手段而已。阳明自称:“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辞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茫无可入,因求之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局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然有悟!”[4]关于阳明在龙场的这“恍然有悟”,哲学史上有一个名词叫“龙场悟道”,从此之后,阳明开始了他的心性之学的历程。五十岁时,阳明提出了“致良知”,这也是他倡明自己思想的一个契机,他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功夫。学问头脑,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但恐学者不肯直下承当耳。”[5]又说,“致良知之外,无学矣。自孔孟即没,此学失传几千百年。赖天之灵,偶复见之,诚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启夫同志,无不跃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验夫良知之同然矣”[6]。

  阳明不只把良知认为是儒家的“正眼法藏”,他还把良知比喻为太阳,“虽千魔万怪,眩瞀变幻于前,自当触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阳一出,而鬼魅魍魉自无所逃其形矣。”[7]意即良知是具有朗照宇宙,辨别真伪之能力的绝对存在,一切丑恶现象都在它的照耀之下原形毕露,在这里,良知已被赋予了一种绝对的力量和无上的地位,用阳明的话说,良知就是一种“本体”的存在,乃是心之本体,心头有良知则万念俱明,所以阳明认为只要致得每个人的良知,社会就会安定,然致社会之良知是“破心中贼”,阳明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个所谓破心中贼便是人性的净化,在阳明思维中,农民是社会的基础,同时,落草的农民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为了维护统治,他一力主张武力平叛,他本人就是文人带兵打仗的代表。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6月14日,明王朝宗室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谋反,叛军十万,势如破竹,陷南康,下九江,顺流而下,明朝廷上下震动,惊慌失措。这时,驻守在丰城的赣南巡抚王阳明迅速赶到吉安,果断决策,调集军队,直捣叛军老巢南昌。仅用了35天时间,王阳明就大败叛军,在南昌附近的生米街生擒朱宸濠,一场危及江山社稷的大叛乱几乎是在谈笑间平定了。他还先后荡平了几起农民叛乱,这些都属于他所说的破山中贼,这很简单,可是破除了山中叛乱却并不代表一劳永逸,不代表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就稳定了,军队可以平定人身体的叛乱,却不能让人民从心里服气被统治,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所以只是从身体上平定叛乱是不够的,关键是要人民心服,这就要靠致良知了。阳明认为人都有机会发现自己心头的良知,这才是社会安定的关键,事实上他也一直在为此而努力。关于阳明指导人之良知有一个故事,是阳明弟子逮到一贼,贼问阳明“我的良知在什么地方?”当时天热,阳明让贼脱光了上衣,又说:“还太热了,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了?”贼犹豫了,说:“这,好像不太好吧!”阳明向贼大喝:“这就是你的良知!”关于这个故事的结尾,这个贼是不是受到启发从此归于正途我们不得而知,我们要了解的就是阳明关于这良知的普遍性,即人人皆具此良知。关于这一点,我感觉他与佛教禅宗的佛性论有相通之处,阳明说:“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又说“心之良知是谓圣”,他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晚明时代的关中学者冯从吾也有同等的认同,他曾指出“满街都是圣人”。而禅宗呢,它讲究佛性,佛在心中,人人心中都有佛性,有此佛性便都可以成佛,而这成佛,不正是阳明所谓之成圣贤吗!佛教有“顿悟成佛”说,在陆九渊那里则说:“念虑之不正者,顷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虑之正者,顷刻而失之,即为不正”,这个“顷刻”是陆九渊自己体悟出来的,我们不能否认它与“顿悟”的联系。到了王阳明,他系统阐述了陆之思想并加以完善,我认为他的良知说与禅宗佛性有莫大关联,首先这是陆九渊遗留的问题,暂且不论;其二就是与阳明早期生活有关。我们了解阳明早期曾一度痴迷于佛教,所以有很多学者都认为阳明学是禅学,并称之为“阳明禅”,今人葛兆光也认为“在王阳明那里,‘性善论’与禅宗的‘本心清静’论是合二为一了,……,禅宗的‘直指本心’的简便方式披上了儒学的冠冕衾衣,还取了名叫‘致良知’,就像南宗禅的简易工夫击毁了北宗禅的繁琐方式一样,直接明了的王氏心学逐渐取代了步步推进,格物致知的程朱理学。”[8]

  二、良知在阳明学中的哲学体现及其在人性净化方面的作用

  良知是指人所不虑而知之事,是心之本体。阳明发挥了孟子“是非之心”的学说,他明确指出,良知应当是判断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并且这个标准又是先天地存在于人心之中的,而不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得来的,是每个人的“自家准则”,而不是外在性的东西。阳明的良知说充分显示了人的主体性,达到了儒家主体哲学的高峰,这所谓“主体”,我们不能理解为主体对立意义上的认识主体,也不能理解为“本体即实体”意义上的道德主体,只能理解为“天人合一”论的德性主体或生命主体。因为儒家最高目标就是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这种天人合一实质就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当于现代倡导的和谐社会,是全社会人们的追求。古时候我们的祖先就有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历代思想家也都在设想一种和谐的生存状态。现在,我们不再说“大同”,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这种社会状态中,人们的思想觉悟获得空前的提高,应该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的“良知”得到充分的调动,人人都发明了自己的良知。我的观点就是良知不过时,永远都不会被丢弃,反而会越发显得重要、关键,应该说,社会越发展,就越需要精神的“解放”,也会获得精神解放的条件。下面我从良知的几个方面具体说一下良知在人性净化中的作用。

  先生曰:“你看这个天、地中间,甚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么叫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又问:“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曰:“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鬼、神、万物尚在何处?”

  ——《传习录》卷下第336条

  朱本思问:“人有虚灵,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顼,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真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扈,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泽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

  ——《传习录》卷下第274条

  以上两则材料很是著名,因为它集中反映了阳明学的思想特征,人们在讲述阳明思想时也会大多注意这两段话。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灵明”,它是指人的精神或心之精神,有别于人的身体或形体。就个人而言,这个精神就是身体的主宰,这就是“心为身之主”的意思,就个人而言,这个精神就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这就是“人是天地的心”的意思。现在我们关心的是这个“灵明”。结合上述第一条材料不难看出这个“灵明”就是指心之本体的良知。从字义上讲,“灵明”包括“虚灵”和“明觉”两层含义。“虚灵”是无方无所,无形无象的意思,可以用“无”来表述,主要是指向本体之层面。朱本思的问题中出现的“人有虚灵”,其实就是指人的心体。再看“明觉”,该词乃是指“有所知觉”的意思,也可用“有”来表达,主要是指向本体之作用层面,意指良知本体“知觉”。需要指出的是,“虚灵”之“虚”字相当于“寂然不动”之“寂”字,而“灵”字则可指本体之妙用,“妙用”又与“神”字相通。“明觉”之“明”相当于“明德”之“明”,含明亮或分明之意,“觉”字则含有“知觉”之意,以“明”代“知”,合成“明觉”一词,其用意在于区别一般意义上的“知觉”,换言之,也就是指道德意义上的知觉,一般来说,视听言动是耳目口鼻的一种作用,属于感官知觉,能“知痛痒”却不能“知善恶”,然而“能视听言动”之“能”字则是指具有道德感知能力的“良知良能”,用阳明的话讲就是“明觉”。我们由此可以知道“灵明”是一种道德标准,是个人区分善恶的界石,要说人性的净化首要一点就是人的灵明的净化,就像陆九渊说的“剥落的净尽”方才可以突现出良知的可贵。

  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在我真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起于良知之外能怍得障碍?

  ——《传习录》卷下第269条

  先生曰:“无知无不知,本体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尝有心照物,而自无物不照,无照无不照,原是日的本体。良知本无知,今却要有知,本无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传习录》卷下第282条

  上述第一则材料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顺其良知之发用”,则天地万物俱在。提到和谐,我们自然会联系到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名词——和谐社会。从古代开始我们的祖先就一直在追求一种和谐的社会状态,用儒家的一句术语叫做“天人合一”,《礼记·礼运》篇为我们描述了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不只是中国如此,全世界的思想家、哲学家都设想了人类社会的美好前景,这一前景的实现靠什么呢?不能只靠经济。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水平发展势头很好,可是精神文明建设却没有同等水平的进步,要发展精神文明,我认为阳明的良知说是很值得借鉴的。我从现在很多家报纸杂志经常会看到呼唤良知之类的话题,就像刚才在前面提到的公车斗匪的事情,当英雄奋不顾身时,旁观者却“超然物外”,试想如果我们的社会多一些那样的旁观者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吧!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正面的消息,各类助困捐款的事也比比皆是,这还是让我们感叹的,感叹我们还是有前途的,感叹良知还是可以发现的。我们再想一下为什么会出现上述一些旁观者之类的人呢?良知被蒙蔽!我们要像陆九渊所说的一样来个“剥落”,“层层剥落的净尽”,这是关于精神建设方面的事,是心灵教育,我认为这是发现社会良知的最有效的途径。如第二条材料所言,良知无物不照,发现了良知也就发现了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因为人心向善,所以发现良知以后的社会会是一个充满和谐和爱的社会。

  现在再来看材料,通过以上三则材料我们可以看到阳明在这里强调的是良知本体是“即有即无”、“有无相即”的绝对存在。“无”是良知的本质特征,“有”是良知的作用方式;“无”表现为良知的存在形式,“有”表现为良知的内容规定。就良知之本质而言,它是“无知”的,就良知之作用而言,它又是“无不知”的。换言之,良知既是“无知无觉”的,同时又是“无不知”、“无不觉”的;良知既有“虚灵”的一面,同时又有“明觉”的一面,因此即不可偏执于“无”,也不可执著于“有”。重要的是,要做到“顺其良知之发用”,如此,也就顺应了良知的自然本性,也就把握了良知的本来面貌。在阳明看来,良知既然是“无知”的,却要执定一个“有知”;良知既然是“无不知”的,却要怀疑其有所“不知”,这都是对自我良知信心不足的表现。因此,吴震教授在“良知本无知”这一命题后又下了一转语,即“无知无不知”。这一转语又可以表述为“有而未尝有”、“无而未尝无”。应当看到,良知之有无的这一自我转换尤为重要,也就是说,即要了解“知来本无知”——良知之无,也要知道良知本体无时无刻不在“发用流行”的良知之有。

  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

  ——《传习录》卷下第320条

  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则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

  ——《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大学问》

  阳明认为良知的发用层面是“思”,所谓“思”是指“心”的思维功能,既然良知是心之本体,因此“思”也应当是良知所固有的一种属性。但是“思”并不是私意安排的,而应当是出于自然的。阳明的这层意思非常重要,即思维活动必须建立在良知的基础之上,发源于良知,同时又反过来必然受到良知的监督。这就是“自然之思”,也就是圣人所具备的一种“生而知之”的资质,是先天存在的。那么如何排除“用智自私”之心,顺其“天则自然”呢?这也是致良知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阳明指出,“良知自知”不难理解,难就难在如何把握这一具有“自知”特征的良知,因为人们常常受到“私意安排”的困扰,或是受到其他知识的干扰,从而对自己所具备的“自知”之良知缺乏自信。因此,我们要做到破除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见,人为的意识的强制,做到孔子那样“心只空空”的境地,而不要违反良知的“自然本性”,同时还要坚信“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的道理,是与“他人者”无关的。

  阳明在这里所强调的“良知自知”、“天则自然”、“自然明觉”等观点揭示了良知本体的自然性特征,其根本目的是揭示良知是一种先天的、内在于人心中的本质存在,与后天意识及经验知识有着根本区别。既然这良知是先天的,那我们关于良知净化的观点就有了根据,因为它是先天存在的,我们净化它就只是找回它,使人性的净化成为可能。总之,“良知自知”是良知本体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观点强调:即便在“人所不知”、一人独处的情境之下,其行为及其意识也无不为良知所察识,所监视。在此意义上,良知又可以称为“独知”。

  所谓“独知”是朱熹在注《中庸》中“慎独”一词时所提出的概念。朱子的解释为:“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可见,“独知”是指每个人所独自占有的内心世界、心理活动。当一个人独处之时,其心理活动是不为他人所知的,而只有自己知道。人们在这种“幽暗”的环境之中,立即觉察到一念之发的是非善恶,然后谨慎其事,这就是“慎独”功夫的开始。其中“独知”所起的认知作用非常关键。阳明基本上接受了朱熹的这一观点,并有所展开。他明确地将独知定义为“良知”,亦即“道德知”,一切“善恶界头”都必然暴光在独知的面前。而且,不论是无事时的一人独处还是有事时候的应酬活动之际,独知都将起着监视的作用。既然这样,每个人在做事之前就都应该清楚自己是在干什么,是为善还是做恶。尽管知道自己是在做恶,可有人还是去做了,这就涉及到一个自我约束的问题和良知与人性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只要有良知就一定做好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重要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只有承认人的自由意志才存在对人性进行讨论的基础。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性善和性恶之说,还有性无善无恶说,严格地讲,不管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需要随之附加一定的社会背景条件,或者说对一定的社会背景条件的认识。比如,性善论所蕴涵的社会背景条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静止的、和谐的社会,而性恶论所蕴涵的社会背景条件是开放的、竞争性的、充满冲突的社会。既然个人有一个个人意志在里面,我们就应注重教育而不是刑罚。性恶论救不了中国,因为它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它肤浅地把现实的丑恶归咎于人性,极大地腐蚀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没有信任,道德自律、契约经济和民主、法治都无从谈起。我们不用多加思索就能明白:怎么能够放任一个个邪恶的人去“自律”而不由政府严厉管束?怎么能够将我们的预期建立在与邪恶的人签订的契约上?如果人们普遍地邪恶,怎么能保证民主选举不会把一个黑社会头目选为总统或国家主席?如果原告、被告、律师和证人都是假话连篇,法庭又如何判案?性恶论者的主张是靠监督。但是监督能够防止性恶的危害吗:谁去监督监督者?谁又能保证相互监督不会蜕变为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所以说我们的希望在致得良知,在人性的净化,这里再说净化似乎不合适了,应该说是人性的澄清才对!

  程明道曾说:“吾学虽有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认出来的。”阳明对程颢的这句话表现出了极大的赞赏。当然程颢的意思并不是说“天理”二字就是我发明的,而是说惟有我对此二字获得了一种深切的“体认”,而他的理学学说正是建立在这一体认的基础之上的。阳明在引述了程颢这句话后接着说:“良知即是天理。体认者,实有诸己之谓耳”。他把“良知”二字同“天理”划上等号,其意图非常明显:“良知”二字也是我“自家体认”出来的。当然这么说未免过于牵强,但阳明把良知提升为天理,其目的应是为了给予良知这一伦理概念以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终极之基础和根源。

  所谓“天理”就是指宇宙法则,更是指道德法则,就此而言,宋明理学家们并无异议。我们所谈的人性净化就是要人们时刻都要遵守这一道德法则,也就是顺乎“天理”。当然人是有私欲的,这些欲望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是满足人们基本生存和生长需要的欲望,这是合理的欲;第二就是满足个人享乐甚至危害他人来满足自己的欲,这就是恶欲,我们要坚决摒弃。宋代理学家们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论断就是要灭这些恶欲,而不是像人们想的一样要人们杜绝一切欲望,过一个“苦行僧”式的生活。其实欲望的存在自有其存在的道理,我们要做的是在顺乎自然的情况下合理安排,不能为一己私欲而祸害社会。合理安排的准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良知”,在阳明看来,良知就是“本来天则”或“天则自然”,它不仅是个体的是非原则,而且也是抽象的普遍法则。

  在前文中,我们提到“天理之昭明灵觉”这一表达方式,严格说来,“昭明灵觉”(或“虚灵明觉”)应当是指心体,而不能指天理。所谓“昭明灵觉”是指心体的一种本质属性,意即心体不同于一般之物,既有“虚灵”的一面,又有“知觉”的作用。心体的这一特征具体表现为良知,这是因为良知正具有“知是知非”的知觉能力。但是就天理而言,本质上,它是一种抽象的本体,因此天理本身说不上有什么“虚灵明觉”,天理不可能有知觉,因此,这里所谓“天理之昭灵明觉”我们应解释为:天理在这里是一个限定词,而不是表所属关系的冠词,即“昭明灵觉”是特指在天理意义上的知觉,而不是指认知意义上的一般知觉。这表示此“知觉”是特指“见父自然知孝”之类的道德知觉。由此,良知就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发出这一呼喊的时候就是净化了人性了。

  三、致良知对人性净化的现代意义

  现代社会建设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建设。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可是对我们传统的文化中的精华来说,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它们仍有现实意义。长久以来,我脑海中一直盘旋着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共产主义与《礼记》中大同社会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此两者的根本区别,我所关注的是它们的相通之处,就是两种社会状态中思想方面的共同点。当然,两千多年的历史空间使这两种思想有着本质区别:一个是蒙昧状态的和谐;一种是极度开化状态下的和谐。既然都是和谐,其代表性就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们之间相亲相爱,互相信任,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勾心斗角,有的只是尽善尽美。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因为他们认为人不可能达到那样一种高境界,不可能消除心里的恶念。但是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条件是人们来一次“复古”,使人们的思想觉悟都达到儒家传统之“大人”、“君子”之境界,也许有人会说我是搞复辟,但我确实是认为心灵的净化才是我们进入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一张门票。

  阳明学说中真我即是天理,即是良知,即是心之本体,从这个意义也可说知是心之本体。他的学生问:“知如何是心之本体?”王阳明回答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蔽,充拓得尽,便完完是他本性”[9],又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10]由此可见,王阳明所说的知是心之本体并不是说任何知都是心之本体,一般的感觉、闻见甚至推理都不是心之本体,只是心之用,只有良知的自然感应才是心之本体。这个本体是心的自然条理,良知的自然条理,我们所说的人性净化就是要凸显出良知的这种自然感应。

  前面提到阳明的良知说是对孟子性善论和良知说的发挥,在阳明心学中良知不仅是人先天具有的,而且是天人合一的本体,良知是超越知、情、意而又通过知、情、意起作用的本体。知识有以区别,良知则无起灭,无方所;喜怒哀乐之情有过与不及,良知则顺应自然,和谐之至;意向有善有恶,良知则唯善无恶,是超善恶的纯善;良知虚灵明觉,不受任何滞碍,同时又与知、情、意密切相连,通过知、情、意来实现。所以王阳明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11]又说“良知之体,皎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行,而明镜曾无所留染,所谓情顺万物所留染,所谓情顺万物而无情者也”,“盖良知虽不滞于喜怒哀惧,喜怒哀惧不外于良知也。”[12]这些言论正是王阳明良知说的生动活泼的精神体现。良知无物不照,知是知非,它本身又是最纯洁的,它不会滞于喜怒哀乐之情,却又以喜怒哀乐之情为用,所以良知是自然流行的,它是知行合一的主宰,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正是因为具有这种普遍性良知才成为净化人性的有利工具,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致良知”是以良知为标准,评判一切是非,因此王阳明称良知为试金石、指南针,“这些事情看的透彻,随化千言万语,是非真伪,到前便明。合约的便是,合不得便非,如佛家说心印相似,真是个试金石、指南针。”[13]良知像规矩尺度一样能衡量无穷的方圆长短,应节目万变,所以“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至,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用矣。”[14]这就是说致良知是充分发挥良知的真理标准作用,评判一切节目时变的是非真伪,真理的标准就是真理本身,一切事物的是非都必须通过良知得到验证,具体事物是变化无穷的,而良知却有验证这无穷变化的能力。这里显然是一种主观真理论,但在他来讲却是一种思想上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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