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酿造一种商业特性。 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地域文化杂糅的整体，中国商业也是多种商业文化杂糅的整体。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去看每个地方群体商人的商业特征，是避免人们在商场水土不服的良药。而且，向北京商人学智慧，向江浙商人学勤奋，向上海商人学精明，向四川商人学超脱，向广东商人学信任，向山西商人学专注，向东北商人学快意，真是在中国做商人的乐事。把商业当做山水来游览，就从这里开始吧。

　　江苏和浙江，是江河湖海汇聚的宝地，这里的商人入水一样自然而普遍。水的特性是动，江浙商人的特点也是动。江浙商人的第一个动是善于随时随地地行动，而且是有合力的行动。现在经济界正在仔细研究的集群经济的首创者就是江浙商人。一个镇的商人一起干一件事，全世界别的地方都不用做了。江浙人这种江河入海式的商业竞争，也许是真正的全球竞争的高级形式。江浙商人的第二个动是流动，而且是没有禁忌之地的流动。有商业的地方就有江浙人，也许在全球都是适用的。

　　道文化是江浙文化的根源，顺其自然，顺流而下，这就是江浙商人。他们不崇尚权力但崇尚规则，就像水不对抗山一样。他们不天马行空夸夸其谈，而是集腋成裘、积少成多，精心自己的产业。由于受到“大道无术”和“无为而治”的影响，江浙的企业家大多不会关心“天下事”，也不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文人或思想家，他们只潜心把自己的企业经营好。江浙商人的胆子不大，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很难做出什么惊心动魄的决策，没看准的事是不会轻易去碰的。但这种冒险精神的欠缺可以用吃苦来弥补，“走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讲千言万语，想千方百计”，这便是他们的成功法则。


自在蜀商

　　鸟是古蜀人的崇拜图腾，蜀字据称为鸟字变异而来。“鸟人”不好听，但的确是很形象的，可以概括四川人。

　　四川人像鸟一样崇尚自由，像鸟一样喜欢聚在一起快乐，像鸟一样没有禁区。四川人胆子大，什么事都敢做，这也许正是巫文化中对魔力和巫术信仰的后遗症。例如四川绵阳农民曹正书就敢用废品来造飞机；泸州中医陈建民能忍受49天的饥饿来挑战极限……四川人骨子里休闲，平日里走路都会迈着方步 ；小富即安，然而却偏偏盛产“富翁”，在近日的500富豪榜中就占据了26个席位 ；四川人喜欢虚张声势，有着闻名的“假打”文化。然而，四川的企业家却大多低调，此次上榜的刘汉、刘沧龙，其公司电话在114里都没有注册，搞得异常诡秘…… 如果要对四川企业家进行进一步的解释，我们不能不提到有过“首富”光环的刘氏兄弟，有着“首骗”之称的牟其中，以及“影后企业家”刘晓庆。

　　四川商人的为人和管理也非常人性化，部门经理和员工一起谈工作到洗脚房去，一个钟过后，足底舒服了，工作也顺畅了。这是一个四川朋友真实的管理体验。


古道晋商

　　重情守信是晋商一贯的特色。古并州地处盆地，屏蔽了外来的喧嚣，也保留了优秀的传统。中国清朝的金融中心在山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晋商的诚信本色。如今的晋商，重友情，重信用，树口碑。而他们做的买卖已经不是金银成色，而是老天赐与的优厚自然资源——煤炭、钢铁和有色金属。太原的大餐馆也许是中国城市中上座率最高的餐馆。商业聚会、朋友聚会、家族聚会非常频繁。友情和商业在山西交汇得非常好；其实更深层的一面是，晋商把儒道和商道也结合得很好。

　　儒道与商道，一直是一对矛盾的结合体。耻于言利的，会引用孟子的“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和董仲舒的“正其谊(义)而不谋其利”等古训；主张义利并举的，又常会在脑海中闪现《论语》中的只言片语：“富与贵，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其实儒学只不过是一张“万能膏药”，如果政治需要，便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奇功效；如果经济要发展了，又会发生“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的怪事！晋商在守儒道的另一面是认死理，认定的一件事，就一辈子干到底。即使是最脏的挖煤，也不会三心二意，有了钱就去搞地产和金融。 　　



精明沪商

　　上海的地域文化是典型的弄堂文化。上海人的口头禅是“拎得清”，也就是算得明白。这也是为什么上海本地商业人士多是给别人打工，自己创业很少的原因。企业家对于很多事都不是拎清了才决定的，冒险和承担是企业家的本色，所以上海的地域文化不产生“暴发户”式的企业家，给别人打工到出了很多优秀的掌柜的。善于开拓的商人来上海也要适应很长时间。如果你是从国内某个旮旯来上海讨生活的，投射到你躯体上的每一道鄙夷目光都写着三个字——乡下人。如果你是从曼哈顿飞过来的外商，你又会觉得这里简直就是天堂，一切是那么舒服和合拍……

　　上海商人的本性，透彻发肤的是一种“算计”能力，但沉浸肺腑的却是一种绵长强韧的“调和”之气。这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磨练：祖孙三代五六口人，住着二十几平米，关了门要解决一家人的吃喝拉撒睡，开了门要闪避邻里的飞短流长。如何让方寸之地保持整洁有序？这靠的就是算计与调和能力！上海商人做生意，最擅长的就是调和资源 ：你有什么优势，他有什么需要，我都先算计清楚，然后再把各种资源调配整合在一块，达到四两搏千斤的效果。

　　上海商人的精明，还体现在对财富的态度上。其它地方的人有了几千万人民币便折腾得不安宁，但上海商人大多仍会心平气和泰然处之。有过分的，甚至还会继续蹲在地上和小贩们争夺那根细葱！上海职业人的精明甚至深入骨髓，把友谊也算得很明白。有个小故事：一个上海经理到北京打工，月度销售得了冠军，获奖金1000块，按规矩要请客。席间，几位东北老大海点一气，远远超出1000元，上海老哥坐立不安。不久接老婆电话称家里有急事，匆匆放下1000元，告退走人。东北老大们面面相觑，席间话题开始围绕上海人展开。 　　



心悟粤商

　　中国的商人中，悟性最高的是广东商人，典型的代表是王志东和李东生。

　　广东是个佛教盛行的地方，尤其禅文化影响粤人历经千年。禅宗最大的魅力，莫过于这种凭悟性而获得的“一跃而入、直截了当”的快感。从隋、唐之际禅宗建立开始，历唐、宋鼎盛时期而经元、明、清为止，时间一千余年，禅宗宗风遍播东亚及东南亚各地。话说唐高祖武德年间，广东新州一姓卢的樵夫，不远千里跑到湖北黄梅，向禅宗第五代祖师弘忍学禅求佛。五祖问他：“岭南人无佛性，怎么做佛？”他答道：“人地即有南北，佛性岂有东西？”五祖觉得他根性太利，便叫他到槽厂去做舂米的苦工。八个月后，这个叫慧能的小衲，凭一首“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偈语，一举夺得弘忍的衣钵，成为中国禅宗的第六代祖师。在自传心印的当晚，五祖即送慧能渡江南去——禅风自此盛行岭南。

　　“根性太利”的岭南人，求佛学佛也许得颇费周折，但退而求其次，做一个禅味十足的商人，却照样能其乐无穷。广东的企业大都供奉佛龛，而且极其讲究黄道吉日。广东商人用人也极其相信缘。李东生敢于大胆放手用下边的将才，是由于其本身就已经知道，命定的成败，他自己是不能太多介入的。此中显出的大气和李嘉诚是一样的。这源于他们有共同的文化背景：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一切在冥冥中。聪明的唯心者，也可以战胜愚蠢的唯物者。用心悟世界的粤人，是华人商业的好风景。 　　


较力东北

　　把钱都摆在脸上，是对东北人的一个评价，这是贬义的。快意人生，也是对东北人的评价，这是褒义的。

　　东北商人的快意商业，在嘴上、脸上，甚至胳膊上。东北人做生意喜欢比大个，看谁的财大、谁的根大、谁的胆子大。早就有人作过这样的评价，说东北不出圣人，棍子扫一圈，扫倒的全是武夫。而且东北人身上有“土匪气”，出了名的爱打架，动不动就说要“削”谁，打架的原因往往就是因为谁看了谁一眼这样的小事。现在的电视剧沾上东北味就火，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呼声更火。但东北的企业家却一直不温不火，连上幼儿园的小孩都知道“亏损”、“下岗”是什么意思。但这并不影响东北企业家讲排场。据说沈阳的奔驰车数量在全世界都会排在前列，就是在北京街头看到一辆奔驰车，其尾部的车牌上也会有几成可能写着“黑”、“吉”、“辽”。

　　“关系”可能是东北人做生意的命门，成也关系败也关系的东北人太多。东北老太太的外孙来北京找工作，给亲戚打电话第一句就是：关系托到没，钱递到没，关系的关系靠谱不？好像没了关系，堂堂大学毕业的外孙子就不可能有好出路。东北人的快意商业也往往体现在关系上，这制约了东北创业的环境。其实商人是普通人，不是关系人。看来东北人应该把劲更多地较在产品服务上，别较劲在面子和关系上，这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才不仅是政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