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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6-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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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医学中的阴阳学说与《周易》
如果从源头上说，无论《易》或医都不是阴阳学说的源头。张介宾说：“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因此变化也。”(《类经附翼·医易义》)他把阴阳变化的学说视作医与尝易》的共同根原，是从理论基础上立论的，不涉及时间上孰先孰后的问题。有论者据之推断《易》是医的源头，这与张氏“医《易》同原”之说显然没有共同之处，是不足取的。李申兄批评这种现象是“医借《易》以自重”，的确入木三分，不失为中的之言。的确，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今天大可不必去找一门古代的学科来抬高自身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医自是医，《易》自是《易》，二者之间在近代以后根本就起不到互相借重的作用。如果承认互相借重与互相影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那末否定了互相借重，并不等于互相影响也随之可以被轻易否定。
阴阳学说不是哪一个学派或哪一个学科的专利，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的道家、阴阳家、医家和兵家等都能讲一通阴阳，只是各有心会不同而已。到战国中期，能够在阴阳问题上讲得头头是道的首推道家，因为他们在这个题目下讲出了一套系统的道德性命之学，算是把气化论讲活了。其次是阴阳家，大讲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把一年之内阻阳升降的周期性变化说清了，但这个学派都制定出过于苛繁的“大祥而众忌讳”的规定，“使人拘而多所畏”(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周易》的《经文》还不会讲论阴阳，否则面对那么形象的阴阳爻画，卦爻辞不会只去讲什么“小往大来”、“大往小来”之类的话。《易传)也不是每篇都讲阴阳，如{杂卦》中讲刚柔，到{彖传)才在讲刚柔的基础上偶涉阴阳，真正能够系统地讲论阴阳学说的是战国后期成篇的(系辞传》。《庄子·天下》称“《易》以道阴阳”，主要指的是《系辞》。《天下》的作者似乎注意到，阴阳学说流行的中心会随着讲论水准的高下消长发生转移，否则他不会轻易地将讲论阴阳学说的首席地位谦让给《易》。其实，《易传》的阴阳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从道家吸取的，诸如“各正性命”、“顺性命之理”这些命题，便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但{易传》毕竟有启身的优势，这不仅表现在它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命题；而且还可以把《易经》的符号系统作为诱发思维创新的依托’。一个学说像接力棒一样传来传去，每传一次，它的面貌都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这种传承过程和发展线索，应当是考察两个相关联系的学派或学科之间交汇处的唯一依据。因此，判断《周易》阴阳学说与医学阴阳学说是否有会通关系，主要考察《系辞》与《内经》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延伸到史官文化那里去追究源头。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哪一个学派从史官文化接受到阴阳学说之后能够在封闭的状态下一直孤立地发展到汉代。特别在战国后期，诸子互相吸取之风盛行，造成了一股“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系辞下》)的文化大合流趋势，医学有什么特别条件能够保护它的阴阳学说不受其他学派、学科、特别是{易传)的影响而维持自身孤立的发展呢?
如果说，气化论(包括阴阳变化的理论)在不同领域有不同侧重，那么传统医学中的阴阳五行说，脏腑经络说正好可以理解为气化论在古典人体科学中的特殊表现，换句话说，传统医学之所以有自身独特的阴阳学说，正是气化论为医学所接受的产物，不是单靠医疗实践的经验积累这一单项因素所能说明的。的确，先秦乃至秦汉之际，没有任何一部著作能为医学准备包括脏腑经络系统在内的完整的人体气化论生理学。如果有的话，那也只能是一部医书，而不是别的学科的著作。但从先秦至秦汉之际，绝对不只一两部著作能够提供为医学所乐于接受的气化论的基本思想，而其中最出色的则莫过于《易传》。除了《易传》之外，道家的道德性命之学，阴阳家的阴阳大顺之说，都对医学有明显的影响，研究其中任何一家学说与医学的关系，都不存在对其他学说与医学相关联系的否定。
《易》以讲论阴阳变化见长，又有符号系统提供建构模型的效用，对于医学由零散的经验资料到形成思想体系的整合过程，足以起到方法论的作用，因此，脏腑经络学说虽然不是{周易》提供的，但它的系统与形态与《周易》则不无关系。张介宾早已正确地看到《易》与医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因此我们不可能超出这种关系，要求《易》为医提供它不可能提供的医学领域的实际内容。
还有一点需要回答的是，《易》与医的会通，是否必须以阴阳学说在二者中的存在形态完全一致为标准?实际上，无论是一致还是不一致，都能得出{易》与医不存在互相会通的结论。如果医对《易》只是原样照搬，甚至连文句都没有改动，这可算得上完全一致了吧?但论者会立刻对此作出反应：这哪是什么会通?这只是外在的挂搭，《易》还是《易》，医还是医，《易》对医没有丝毫意义。如果医的阴阳学说在某些地方比《易》讲得还要精彩，这当然是不一致了。论者于是就有了更加充分的理由来加以诘问：《易》有阴阳相入说吗?《易》有三阴三阳说吗?《易》有阴阳调平说吗?既然没有，医学的阴阳理论便是它自身实践的产物，与《易》没有什么关系可言，李申兄曾举《史记·扁鹊君公列传》有“三阳五会”字句为证，说明医学中的三阳说早在春秋末期就已经形成了。如果这个证据成立，医学三阴三阳说与《易》无关，自然有了雄辩的史料依据。但这条孤立的史料是不足为证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扁鹊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三阳五会”只是司马迁用时语描写子阳用针石所取的具体部位，至于这个具体部位在扁鹊时代是否也如此称呼，则需要有旁证资料相佐。司马迁修《史记》改动原始资料是常有的事，如同篇的另一则医话扁鹊视齐侯疾，《韩非子·喻老》有同样的记载，文字上的改动不仅表现在描叙性的语句中，连引用扁鹊原话的词句也有改动的，如扁鹊曰“君之疾在血脉”，《喻老》作“君之疾在肌肤”。这样做难免会将汉代才能达到的认识无意识地带入行文之中，所以没有旁证相佐，不能作为立论的依据。事实上，在先秦没有形成三阴三阳说的史料是很多的，特别是已经出土的众多的汉墓医书，可以提供有力的证据。 本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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