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原理贯穿天、地、人三才之道，凝聚着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前古文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和人生规律探索的经验成果。

　　《易经》的核心，既不是对客观世界理性的认知，也不是执着主观世界精神的冥想，而是把对世界的认知和自身的价值在实践操作的基础上密切结合的一种决策管理模式。

　　《系辞传》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掌握易道当能启发智慧，开通思想，当能通权达变，决断疑虑，引导实践走向成功。

　　可以这么说，《周易》是古代社会人们探讨如何进行正确决策管理的书。

　　明代大臣张居正在《答胡剑西太史》一信中谈到自己读杨诚斋《易传》的切身感受。他认为“小而一已起居言动之微，”“大而天下家国经纶之大”；无不能从《周易》的智慧中得到启示，进而赞叹易理：“诚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

　　易学探索客观世界的目的，就如前文引用的《系辞传》中所说，为了开通天下人的思想，成就天下人的功业，决断天下人的疑惑。

　　所以张居正才说：“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

　　《系辞传》说：“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经世致用之伟业，既须效法天地的自然规则，又要具备“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的人文努力。所以易学管理观念，既重视环境、时间、条件、事变等各方面的形势，也同样要求人们具备反身修德的内养功用。《系辞传》具体探讨了由冲突转化为和谐的各种调整方略，从而形成了以“和”为最高的决策管理理论。

　　《上经、乾卦、彖辞》中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应该说：“太和”乃是系统组织者进行决策管理的最高目标。《论语》中所说：“礼之用和为贵。”

　　韩国的国旗用《易经》中的四卦作为标帜，现代公司更以“和为贵”作为他们的“厂训。”日本人以“大和民族”自居。都显示出了“太和”的要义，同时，《易传》也非常重视“时”的意义。它启发人们在管理经营中，应立足于和谐的基础上而对外在形势进行不断的调整与操作，根据具体情况，或“时”而顺之，或“时”而制之，完成“太和”与“时中”的管理艺术。

　　在管理中居于主要的地位，决策贯穿管理的全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管理就是决策。决策的关键，是收集整合各式各样的信息，加以分析，对未来的可能提出各种方案，然后选择出尽可能令人满意的目标加以实现。因此，有关信息的处理和运用是决策管理中重要的一环；这种思维在《易传》中更有充分的显现：

　　《系辞传》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内焉而以言，其受命也以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又说：“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而观其象而玩其占。”“玩”即是玩味之意，即是反复体会品玩其中的信息价值和含意。

　　《易传》中所说的“极数知来之谓占”；“极数”之所以能“知来”，是因为“数”乃为既往事物发生过程的抽象概括，其中涵括了丰富和充分的经验和生活信息。“占”的活动就是要充分理解和利用这些信息，作出正确的决策。有如《节卦?彖辞下传》所说：“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等类似的思想；如果去掉其中古老的占筮形式，保留多其中精华的思想，对于现代管理思想，仍然有其价值和利用。

　　易学中的管理思想还包含许多具体的经营策略，涉及了组织原则、变通原则、调控原则、用人原则等诸多现代管理思想中内含的问题。古今中外任何一种管理思想，无论它的体系多么庞大，方法多么复杂，其背后都有某种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作为它最终的理论支点。

　　易道的终极理念是“仁与义”。

　　天地自然的和谐是通过阴与阳的协调配合来完成的，而要达到人间社会的和谐，就必须树立仁与义的价值原则来实现。

　　《易传》所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透过仁与义的引导，从而达成义与利的和谐，人类的安身立命之契机才能得以完成和实现。《易传》中先秦儒家“仁与义”的价值坐标，阐示出对人类整体生命的关怀：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因此要关怀人类整体生命价值，就必须探讨一个可资适应大多数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和准绳。

　　“仁与义”恰恰就是适应于大多数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准规。

　　仁，简而言之，就是彼此的关怀。

　　义，简而言之，就实现仁的责任和义务。

　　仁构成了人类社会中最本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义构成了人类社会中最本原的层次性和次序性。

　　无论是管理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首先都应当以是否有利（公）于人类整体生存，是否有利（公）于社会的和谐而为标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必须遵守仁与义的价值准要和游戏规则。

　　仁与义的结合，才可能发挥出管理组织系统的最大效能。

　　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正如《易传》所说的，把人之道、地之道、天之道统一结合，然后归之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自然大道。因而人与自然的关系远不止是简单地归结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

　　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兴起，揭开了一场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和破坏的序幕：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日益恶化，物种日益灭绝，人类自身的生存也随着面临威胁。

　　易学的明智之处，就在于，肯定和赞叹人类在参与栽成天地之间化育同时，又把人类和自然视为血脉相连，休戚相共的一体。

　　如《庄子》所说：“天地与我一体，万物与我同根。”

　　如张载所说：“民吾胞，物吾与也。”

　　也因此，我们可从易学中学习和领悟到，企业的经营生产绝不能以破坏自然的和谐以及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应当以《周易》的启发和教导为原则，多快好省地，造就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合一的，“生生不已”的企业生命。

　　任何的价值观念只有落实到可操作性，可持续性的层面才有意义。

　　易学在深入探讨实际管理的运作机制时，高度重视利益因素在现实操作中的驱动作用，并积极尝试将价值原则与利益原则统一起来。

　　如《乾文言传》所说的：“利物足以合义。”就在说明：利，本身是中性的，它既可以成为“乱之始”，也可以成为价值理想杠杆的支点。